中国芯  历史如何照进现实

　　来源：新金融观察

　　突然之间，缺芯少魂成为当下中国科技和信息技术领域最热的词语，芯片行业在国际竞争中成为最容易被掐脖子的环节，成为无数产业人心中难言的痛。“美国的禁令可能导致中兴通讯(31.310, 0.00, 0.00%)进入休克状态。”中兴董事长殷一民的言论让人在这个季节感觉到了寒意。毕竟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兴是排名前四的通信类企业，拥有8万名员工，年营业额超过千亿人民币。

　　美国政府在对中兴动手之后，进一步消息显示极有可能也会对华为进行审查，两家通信行业领军者在同一块芯片上面临的现实，再一次让掌握核心科技的声音响起。

　　从经济总量来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从产业发展角度来说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没有之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而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行业齐全的工业。但可惜的是，大而不强，全而不精，是很多行业最真实的写照。

　　对科学技术的热爱，中国不次于任何国家，对于芯片产业无论是企业还是行业层面，都曾有过规划和布局，而以倪光南院士为代表，科技工作者们也曾经有过努力。很可惜历史从来不能假设，当时的联想们更多的是心有余力不足。

　　即使是遭遇芯片危机的中兴，也曾经有过芯片领域的投资。2000年，中兴和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共同建立了中兴集成电路，在亚洲最先开了3G手机基带芯片研发，比当时的华为海思要领先。

　　纵观过去二十几年，电子信息通信产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手机、电脑、平板等产量都高居世界第一，甚至可以说是形成了垄断的优势，在整个国际分工协作产业链条上，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形成完整产业链条。但缺芯少魂的问题一直没能得到很好解决。

　　随着中兴危机加剧，中国芯也在压力下迎来了机遇。掌握核心技术只能靠自己，不再是空话而是扎扎实实的投入，成了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共识。从中国制造2025的顶层规划到多个项目的兴建，中国芯的曙光正逐步显现出来。

　　中兴告急

　　中兴通讯遭遇了其成立至今最大的“黑天鹅”。

　　4月16日晚，美国商务部发布对中兴通讯的出口禁令，直到2025年3月13日，美国公司将被禁止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时限长达7年之久。

　　由此中兴通讯迎来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按照中兴通讯董事长殷一民的说法，美国的禁令可能导致中兴通讯进入休克状态。中兴通讯随后也发表声明表示，此项拒绝令不仅会严重危及中兴通讯的生存，也会伤害包括大量美国企业在内的中兴通讯所有合作伙伴的利益。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兴的核心产品，从手机到基站，从交换机到路由器，对美国芯片依赖很强。

　　以目前中兴通讯营运的产品来看，包含手机、平板等消费类电子产品以及电信设备为主，其中电信设备占营收以及相关服务约六成，而消费类电子产品则占约三成。

　　其中，中兴的电信设备部分的关键组件，比如说光传输的发送器与接收器等，还是以国际大厂作为零件供应主要来源，电信设备中的零件亦有不少来自美国的供货商。整体来看，外来零件占其料件比例至少有六成以上，而来自美国供应商的料件至少占了这六成的一半以上，中兴料件自制比例并不高。

　　另外在手机产品方面，高通目前是中兴最大的应用处理器来源之一，占其手机产品约六成，而联发科则是排名第二，接近三成，而主要内存与运存供货商则以韩商三星以及海力士为主。

　　不难推断，随着美国商务部的禁令，一旦存货用完，中兴很快将面临无米下锅的危机。

　　而这只是国内企业依赖芯片进口的一个缩影。尽管政府扶持芯片产业多年，但中国在芯片自给率上，尤其是高端芯片上，并没有特别大的突破。

　　中兴通讯也正在积极开展自救。4月18日晚，一张拍摄于深圳机场(7.830, 0.00, 0.00%)的照片在中兴通讯员工圈中刷屏。照片上是三个人拖着行李箱的背景，走在最前面的是中兴创始人侯为贵，身后则跟着殷一民和总裁赵先明。危机面前，现年已76岁的侯为贵再次出山，为破局积极奔走。

　　此外新金融观察记者了解到，中兴通讯已于第一时间成立危机应对工作组，在各个领域都分析并制定应对举措，并特意嘱咐员工保持平稳心态。

　　不过截至目前，危机解除未现曙光。

　　4月27日晚间有消息称，联发科将停止向中兴通讯出售芯片。不过后来，联发科澄清称，由于台湾地区经济主管部门在已将中兴通讯列入台湾地区战略性高科技货品出口管制对象。凡台湾地区出口货品至中兴通讯，均须事先取得战略性高科技货品输出许可证后，再向有关部门报运出口。目前联发科确实无法向中兴通讯出货，因为正在申请许可证，一旦拿到证便可出货。

　　中兴通讯此番遭遇美国禁售，不是没有苗头。

　　早在前几年，中兴通讯就因一些违反美国贸易制裁规定等不合规问题，遭到美国商务部调查施以制裁，其间，因为中兴通讯积极与美方协商，美国政府宣布“暂时”中止了对中兴的制裁，并给予中兴3个月的临时出口许可，之后多次获得展延，最后一次展延至2017年2月27日。

　　只是中兴通讯的运气总有消失的时候，风险不一定每一次都能躲掉。

　　“技工贸”和“贸工技”

　　中兴通信的芯片危机，同样也引发了业内以及外界的警觉。

　　与此伴随的，自主芯片研发的呼声，也再度热了起来。计算机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的名字，也被再度提起。

　　作为被业内普遍认为为国内自主知识产权的IT系统努力一辈子的人，现在已79岁高龄，仍在为自主芯片大声呼喊。

　　就中兴通讯受制事件，倪光南接受采访时认为，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只是什么时候发生具体会到什么程度无法预测。

　　“我们一直说要做自己的芯片，如果你不做，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中兴事件也验证了这一点。如果不掌握核心技术，人家迟早会用各种办法来给你设置障碍。”倪光南说。

　　倪光南的话代表了一些业内人士的观点。

　　事实上现今对于芯片等的路线之争，是走自主研发，还是引进吸收，依赖进口，实际上早在多年前联想发展过程中，倪光南与柳传志之间就已经上演。

　　1994年，由于在研发路线上产生意见分歧，时任联想总工程师的倪光南与时任联想总裁的柳传志渐生不合。倪光南认为，联想应该对标英特尔“芯片”技术，希望全力开展“中国芯”工程，走技术路线。而后者则认为，在当时，联想的实力无法匹配“中国芯”工程的需求，出于工业基础、技术储备、资本实力等方面的欠缺，中国公司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改变国际电脑行业格局。

　　二人当年的路线之争，后来被认为是代表了中国企业“技工贸”和“贸工技”两条路线的争斗。

　　不过在最后，这场争斗以柳传志胜出告终。1995年倪光南被解除联想总工和董事职务，联想ASIC芯片等项目纷纷中止。

　　此后四年，倪光南离开联想回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推广以Linux为代表的开源软件中，主张要建立自主完整的软件产业体系，建议政府采购应倾向国产软件。

　　倪光南曾认为，联想转做“贸工技”的那些年是“之字形”弯路，“当时华为的技术还没到联想的水平，华为现在的发展证明始终坚持发展核心技术的路是可行的。”倪光南说。

　　不过从彼时来看，联想走“贸工技”路线并没有错。

　　1996年的一次会上，在经历过与倪光南矛盾冲突之后，柳传志向联想的员工分享了他的思考。

　　柳传志举了一个例子，日本计算机产业在80年代犯过一个错误，它以为自己强大到足以跟美国抗衡了，不管国际标准自己单独来，结果无法兼容，损失巨大，最后还得回来重新走。

　　他认为：“作为后发展的国家，要利用手中的市场优势，你想卖产品吗？我帮你卖；我这里劳动力成本低，可以加工；然后我再学技术，从实用技术到自主开发，这样就过来了，我们的技术也是最符合市场的了，不会无的放矢。”

　　倪光南后来在方舟CPU、永中Office等的自主研发工作遭遇了系统整体生态的困境，便印证了这一点。

　　此外自主芯片产业破局，也绝非一家公司能够承担，需要国家大力支持、产业链上下游配合、多家公司分工协同等等。

　　“对柳传志来说，在当时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机会极多，企业大多也是讲究眼前利益需要，科技氛围还不是很浓，企业急需要扩张的大背景下，推行贸工技战略，先赚钱，再考虑其他方面的问题，或许是对的。实践也证明，柳传志成功了。”财经评论员谭浩俊认为。

　　有分析人士曾表示，复盘来看，没有以贸打头的原始积累，联想在当时的处境下或就没有在市场存活的前提，也就没有今天联想的成就，所以联想别无选择。

　　柳传志也曾在多年后表示，当年联想选择贸工技的道路是一个迫不得已的做法。

　　搞芯片产业需要耐得住寂寞，更要舍得投资，说白了搞芯片有钱不一定行，没钱则是万万不行的。”这正在成为全行业的共识。中国芯未来可期与政府的决心关系密切。

　　不过后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尤其是国际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以贸易为导向的中低端技术扩张和规模扩张进入了瓶颈状态，技术为王的格局越来越明显。

　　中兴、联想等企业也纷纷开始加大技术投入。2009年时柳传志便表态，联想贸工技积累已够，将尝试技术突破。

　　“不然的话，就是跟在人家的后面吃土。你跑长跑，很多人在人家后面吃土。吃土就是因为我们不会跑，当我们学会人家的技术之后，肯定不愿意吃土，肯定要超前。”

　　但自主芯片破局，绝非易事。

　　国家队入局

　　在蹉跎20年之后，中国芯片产业终于开始醒悟，单体千亿规模投资项目的上马，显示了对未来占领芯片制高点的决心和毅力。但显然，未来的路还很长，在稍纵即逝的机会面前，需要更高视野和更踏实步伐。

　　在美国政府对中兴采取禁售的同一时间内，国产芯片的重要组成——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在武汉悄然迈开了脚步，4月中旬，该项目的关键节点性环节——芯片生产机台开始了安装调试。

　　这是目前为止中国高科(6.130, -0.53, -7.96%)技领域最大的单体投资项目，没有之一。根据规划该项目总投资约1600亿元，主要生产存储器芯片，总占地面积达1968亩。我国首批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2层三维NAND闪存芯片将在这里制造，而项目完成后总产能将达到30万片/月，年产值将超过100亿美元。

　　“这是属于我们常说的国家队项目，原本与中兴面临的困难没有直接关系，但在国内缺芯少魂的背景下，必然会有标杆意义。”长期从事该领域研发的王涛告诉新金融观察记者。

　　据介绍，2016年，国家存储基地项目在武汉启动，一年之后的2017年9月，该项目厂区提前封顶，此次芯片生产机台进场安装后，年内有望产出我国首批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2层三维NAND闪存芯片。而该厂房科技含量可以进入全世界前三的水平。

　　同样是在武汉，承载着解决我国信息光电子制造业“关键和共性技术协同研发，实现首次商业化”战略任务的国家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4月26日在武汉成立。

　　高投入，高产出，是发展顶级芯片的本质要求，不止是中国武汉的项目，韩国三星正在进行中的几个类似项目同样是百亿美元的投资级别，其在平泽建立的64层512G闪存工厂花费140亿美元。

　　目前为止，三维NAND闪存芯片多用于手机、高性能服务器，目前全部依赖进口，市场话语权被三星、东芝、镁光等美、日、韩企业把控，武汉基地的投产，预示着行业里面增加了新的玩家，而该规模的资金投入，基本预示除了中国之外，将很难会有新玩家如今。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理事长周子学同样认为，国家政策的支持是半导体行业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有人说“中国自主芯片”就像一个重复了多年的美梦，在过去二三十年里，被人们反复提起，又一次次失落地忘记，现在这个梦想正在开始发力实现。发展芯片产业有着中国产业发展升级的内在需求，而特朗普政府对中兴的打击，客观上增强了紧迫感和现实感。芯片产业对中国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在世界产业分工协作链条上，中国承担了最终的产品制造环节，因此进口规模巨大，但很多芯片产品其实并不是国内消费的，而是存在于电子产品中销往世界各地。

　　“搞芯片产业需要耐得住寂寞，更要舍得投资，说白了搞芯片有钱不一定行，没钱则是万万不行的。”这正在成为全行业的共识。

　　中国芯未来可期与政府的决心关系密切。中央与地方政府开始着力扶持集成电路（芯片）产业，无论从资金规模还是扶持思路上都是空前的。之所以如此，既有国家安全的考量，更重要的是破除长久以来芯片市场被国外巨头垄断的尴尬现实。

　　《中国制造2025》中明确提出的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突破发展中，集成电路及专用装备即名列首位。“这个规划是全方位的，如果能够按照规划最终实现，那么就可以说中国芯片行业真正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王涛介绍。

　　集成电路产业链可以大致分为电路设计、芯片制造、封装及测试三个主要环节。该规划都有明确的目标，设计上要求着力提升集成电路设计水平，不断丰富知识产权和设计工具，突破关系国家信息与网络安全及电子整机产业发展的核心通用芯片，提升国产芯片的应用适配能力；制造上则要求掌握高密度封装及三维（3D）微组装技术，同时提升封装产业和测试的自主发展能力，而在产业链上游则提出了形成关键制造装备供货的能力。

　　在美国对中国科技类公司进入美国市场、收购美国技术设置重重限制时，“国家安全”是几乎每次都被引用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不仅是中国的选择，美国从拒绝华为进入美国市场到禁止美国公司与中兴进行交易，高举的都是国家安全的大旗。

　　当中国芯开始追赶的时候，韩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为中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道路。当倪光南院士在20多年前就开始提醒芯片行业重要性之时，在这一领域同样落后的韩国企业开始率先发力，逐渐在全球市场中找到并形成了自己的优势，今天三星、海力士都已经成为行业巨头，而对中国来说，韩国企业的发展历史既是经验也是未来必须面对的对手。

　　“芯片领域中国追赶世界先进的难度是空前的，需要有足够的技术积累和资金投入，需要有破釜沉舟的气魄。”